撰文 ｜ 代江玥；编辑 ｜ 郭郭
→这是《环球零碳》的第328篇原创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碳排放量居前的国家，两国的碳排放总量约占全球的42％。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所以，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两国开展气候合作对全球气候治理、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但因为受其他因素干扰，两国在气候合作上也磕磕碰碰，经常遭遇挫折。
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商谈”被暂停。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8月10日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尽管暂停了同美国的气候谈判，但中方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积极贡献者，并坚持不懈地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美方应当对中美气候合作的现状负全部责任。”
8月30日，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希望中方能恢复双边气候谈判。他说，希望中美两国能在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7次会议前“重新走到一起”，并敦促双边谈判能够尽快恢复。
“气候危机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两个国家能比中美合作做出的贡献更大。”克里强调。
提到可再生能源时，克里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部署者。中国对气候危机有自己的关切，他们显然也有对经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关切。”
气候问题的合作是中美两国之间目前为数不多的可合作领域之一。美国急切想跟中国恢复气候谈判背后，既是中美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巨大贡献和影响力，也是中美气候合作30年来形成的一些共识起作用。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严峻、美国国内政策面临巨大不稳定风险、中美于经贸科技等关键领域仍龃龉不断的背景下，中美气候合作曾经历过怎样的历程？未来可能有怎样的走向？
01 中美气候外交的不同阶段
回顾历史，中美气候外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哥本哈根协定》（2009年）之前，以互相试探、相对谨慎为主。第二阶段是《哥本哈根协定》到《巴黎协定》签署，从相对谨慎转变为互信增强、责任分担，合作促成《巴黎协定》。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即合作性和与竞争性共存，避免互相指责推诿，继续责任分担，共享利益，同时也拓展了双方潜在的竞争领域。
1／ 第一阶段：相对谨慎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科学界对碳排放与气候变暖的关系一直存有质疑，这也成为美国缩减应对气候问题的投入和在国际上“不合作”行动的挡箭牌。
虽然在国内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倡导和国内政治的压力下，布什政府接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制定全球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但最终效果不尽人意。克林顿政府虽然承认人类活动引发了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但迫于国会压力未将其提交国会批准，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贯彻落实缺乏国内法律约束力，美国也难以兑现做出的国际承诺。
同期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期，一切问题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彼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权。
进入21世纪后，参与气候治理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不断凸显，且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为后续气候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合作初期两国都表现的相对谨慎。
这一时期，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对待气候问题呈消极态度。中美在该时期的气候合作发展相对缓慢，双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分歧较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碳排放量的增加，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减排的舆论也不断增多。
因此，这一时期中美参与的双边和多边气候合作受分歧的影响大，虽然参与气候治理的科技水平有所提升，但气候议题并未成为中美合作的核心议题，参与的政治意愿也未得到充分展现。双方处在相互试探的磨合阶段，在气候合作方面表现的较为谨慎。
